碑林纪胜，文枢千载
西安城墙南面偏东，文昌门内有一条窄街，叫三学街。街道不宽，两侧是灰瓦青砖的老房子，墙根下偶有老人坐着晒太阳。走到街的深处，便能看见一道红墙，柏树森森，这是西安碑林博物馆。北宋元祐二年，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将唐《开成石经》及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人所书的碑石迁到府学北墉，修了碑亭碑廊，碑林自此有了雏形。崇宁二年迁于现址，此后九百余年，虽经地震、战火、水患，碑石几经倒损又几经修复，位置却再未挪动过。
碑林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地方。许多初到西安的人把它当作“写字的人才会去的地方”，匆匆掠过。其实碑林收藏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上万件，其中国宝级文物十九组一百三十四件，藏品时间跨度从汉代一直延续到明清，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诸体俱备，是中国书法演变最完整的实物序列。第一展室的《开成石经》一百一十四石，两面刻字，六十五万余言，肃立其中，如同置身一座石质的图书馆、档案库。书法爱好者来这里临摹观摩，历史研究者来这里查证典章，普通游客即便不懂书法，也能在碑石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某种沉静的力量。
碑林与西安城的关系，远不止于一处景点。碑林区因碑林而得名，自隋唐至明清，这片区域先后是大兴城、长安城和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唐代国子监与太学即设于此。碑林所在的位置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西安的文化中枢：孔庙在此，府学在此，关中书院在此，读书人赶考之前来此拜谒，考中之后来此题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碑林不只是碑石的收藏地，更是中国“学而优则仕”文教传统的缩影，是西安这座城市文化身份的原点之一。
石墨镌华，千秋遗珍
走进碑林，第一座碑亭里立着的是《石台孝经》。碑石通高六米有余，由四块青石拼合而成，碑下有三层石阶，碑首雕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，因此得名“石台孝经”。碑文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亲笔抄写的《孝经》全文，并亲自作序和注解，以小隶刻于正文之后；碑额则由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以篆书题写“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”十六字。一块碑上，父子两代皇帝的手迹并存。唐玄宗当年为教育官吏遵行孝道而刻此碑，他曾把《孝经》拓片分发到民间家庭，期望人人存怀孝心。碑上的隶书结体宽博，笔画舒展，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之作，后人称之为“唐隶”。这通碑最初立于国子监，后来迁入碑林，九百多年来一直立于碑林的中轴线上，被称为“迎宾第一碑”。
碑亭外东侧，陈列着一口青铜大钟，铸成于唐景云二年，故名景云钟。钟高二百四十七厘米，重约六吨，钟身自上而下分为三层十八格，格内雕刻飞天、翔鹤、走狮、腾龙、朱雀等纹饰。钟身正面有唐睿宗李旦亲撰亲书的骈体铭文二百九十二字，字体融入篆隶笔意，古秀圆劲。景云钟最初悬挂于唐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，历经千年，依然有着清亮浑厚的金石之声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对此钟进行录音，每年除夕之夜作为辞旧迎新的钟声播放。与景云钟相对的是大夏石马，马前蹄中间刻有“大夏真兴六年”字样，是现存唯一有大夏纪年的文物。
《石台孝经》碑亭向北，老馆区第一展室里整齐排列着一百一十四块青石，比肩连接，绵延百米，两面刻字，共计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。这就是《开成石经》。唐文宗太和四年，国子监郑覃奏请刻经，由艾居晦、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，历时七年，于开成二年刻成。内容包括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十二部儒家经典，另附《五经文字》《九经字样》于《春秋左传》之末。在雕版印刷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将经典刻于石上，便是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一份不会因传抄而走样的标准文本。六十五万字，一刀一刀凿进青石整整七年。明代嘉靖年间的关中大地震震裂了其中四十四块碑石，后来的人用细石米浆将碎碑一一黏合修复。今天站在这些碑石前，仍能看到修补的痕迹，那些裂痕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
前往北区场馆（新馆区），第二展室中颇负盛名的是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碑额上刻着十字架，碑文用汉字和叙利亚文两种文字刻成。它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，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文，吕秀岩书写。全碑汉字一千七百八十个，另刻有数十个叙利亚文字。“大秦”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，“景教”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后的名称。碑文详细记述了唐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之间景教在中国流传的情况，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最早的基督教入华文献。此碑约在唐武宗灭佛期间被埋入地下，至明天启年间重新出土，此后引起欧洲学术界的关注，丹麦人荷尔姆曾企图用三千两白银收买此碑运往伦敦，被当地官府制止，碑身才得以保全。这块碑与埃及罗塞塔石碑、约旦摩押石、墨西哥授时碑并称为“世界四大名碑”，是唐代长安多元文化交融最直接的见证。
同在第二展室，还有颜真卿的《颜氏家庙碑》。颜真卿是唐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，楷书方正雄浑，笔画饱满，后世称为“颜体”。这块碑是他七十二岁时为纪念父亲颜惟贞和家族先人而立，碑文由他亲撰并书写，碑额为李阳冰篆书，世称“双璧”。碑上的楷书笔力遒劲，结体严密，颜真卿在晚年达到了“人书俱老”的境地。他不只是书法家、更是忧国之臣，安史之乱中他率军抵抗叛军，晚年奉命劝降叛将时被杀害。中国古人讲“字如其人”，看《颜氏家庙碑》的字，便有了具体的着落。
怀仁和尚的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也在这间展室里。此碑的来历颇为特别：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后，唐太宗为他翻译的佛经撰写了《圣教序》，太子李治撰写了记。弘福寺僧怀仁想把这篇文章刻碑，但他要用王羲之的字。王羲之是东晋人，被后世尊为“书圣”，其真迹到唐代已极为稀少。怀仁从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中逐字选集，历时二十余年，终于凑齐了整篇文章所需的字，于咸亨三年刻成此碑。碑上行书一千九百余字，每一个字都出自王羲之亲笔，组合在一起却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此碑集两朝天子的文章与一代书圣的书法于一身，因此又有“三绝碑”和“千金碑”之誉。
往石刻艺术展厅去、下到负二层，几块巨大的石雕浮雕上刻着奔驰的骏马，这便是昭陵六骏。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开国战争中骑过的六匹战马，命人刻成浮雕置于昭陵祭坛两侧。六匹马各有名字：什伐赤、青骓、特勒骠、白蹄乌、飒露紫、拳毛騧，每一匹都曾陪伴李世民出生入死。石刻上的马四蹄腾空，鬃毛飞扬，身上有时还看得见箭痕。其中飒露紫选取中箭后将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景，而拳毛騧身中九箭依然昂然站立。飒露紫和拳毛騧于1914年被盗，流失海外，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；其余四件也曾被打碎装箱，盗运时被截获，才得以留在国内。今天碑林为六骏设立了专题展区，四件真品与两件复制品并肩陈列。
根脉如石，斯文在兹
碑林藏碑四千余方，自汉至明清，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，是中国书法演变最完整的实物序列。有学者言，若掩去碑林名碑，几千年书法史将只剩残编断简。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以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刻成，记录唐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景教在中国的流传，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文献，与埃及罗塞塔石碑并称“世界四大名碑”。碑林所藏大量墓志、纪事碑涉及各阶层官职、婚姻、赋税、水利等具体信息，可补正史之阙。历代有识之士搜集、迁运、保护碑石，为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条从汉代至明清没有断绝的研究脉络。
走出碑林大门，沿三学街往西步行数百步，便是书院门文化街。入口处的牌坊上写着“碑林藏国宝，书院育人杰”十个字。街道两侧店铺多为文房四宝、碑帖拓片、书画装裱、篆刻印章，间或有手艺人支一张小桌，现场刻章、写字、画扇面。书院门一名源于明代学者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，至今书院旧址仍在，巷子深处还能看到宝庆寺华塔，砖塔高耸，在窄巷中投下长长的影子。而三学街的名字则来自明清时期的西安府学、长安县学和咸宁县学——一庙三学，故称三学街。这片不足数百米的范围，至今保留着明清街巷的格局，是西安老城中文化气息最为集中的一段。
沿书院门西行经湘子庙街可至德福巷，湘子庙街清静，德福巷热闹，古与今、旧与新在这片街区自然交织。巷南是飘着咖啡香气的独立小店，巷北保留着老西安的日常，穿汉服的年轻人与提菜篮的大爷擦肩而过。大学东路的拾光巷，西安美术学院的师生在老墙上绘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市井生活，老巷里新开的咖啡馆、古着店与开了几十年的小卖部、裁缝铺并排而立。书院门一带的文创摊位上，有人将昭陵六骏做成手机挂饰，有人用表情符号重构书法作品，百年碑石上的文字正以新的形态进入日常生活。碑林立于斯，书院门绕着它生长，老巷子在旁几度变换面貌，至今碑石上的汉字仍然映照着古典文明的根脉所在。
